您有權正當防衛
台北捷運隨機砍人事件，兇嫌手持利刃，在密閉行駛車廂內，恣意殺人。
刑法第23條規定，「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，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，不罰。但防衛行為過當者，得減輕或免除其刑。」民眾對於凶嫌行凶殺人行為，依法有抵抗反擊、制止侵害之權。
政府警力有限，人民難免有受侵害而不及受警力保護之時，這時您有權捍衛自己或他人，制止侵害。正義與人性站在您這一方，法律支持您！
後記：除了受過訓練與有防止義務者外，對於一般人，專家建議：逃>躲>反擊。先逃，逃不掉則躲，躲不掉才反擊，反擊時應善用周邊可用工具。
地理資訊、農田水利會與水患
多年前一個晴朗午後，我開車到員林南郊大潤發購物。沒多久外面雷雨交加，約2小時後出來，天氣已回復清朗。但沿著莒光路北上，靜修路、新生路淹水，駛不過去，中山路、中正路也一樣，只好把車停在火車站附近，步行涉水。
回想不久前使用模擬海平面上升對台灣各地影響的地理資訊軟體時，發現員林地勢較高，不應有淹水問題。然而，一次大雷雨竟使全鎮精華區頓成澤國，而且比周邊鄉鎮還嚴重，原因值得探索。
隔兩天到鎮公所洽公，建設課職員正忙著處理淹水善後，我向他分析淹水原因：員林地勢南高北低、東高西低，而大排水位在地勢較高的南郊。每當下雨時，大部分雨水沿著自然地勢由東南向西北流，到市中心遇到鎮內兩大分水嶺：高出兩旁平地的灌溉溝圳與縱貫鐵路，排不出去，只能積在員林鎮內，例如水利會前，造成淹水等語。建設課職員翻出地圖，恍然大悟地說：我們一直以為只是水溝疏濬問題！
當時縣政府正在員林鎮進行周邊184公頃市地重劃，劃設住宅區與30米外環道，道路與建築基地勢必填高，如果不把上開地勢因素考慮在內，員林淹水問題勢必更為嚴重！於是在公聽會時，我重述上開分析。負責規劃的工程師困惑地說：我們以為排到南郊的大排水。我心知不妙，此事必須加強力道，於是寫信請在淹水地區設有服務處的縣議員游振雄先生幫忙。
游議員熱心奔走，還找人現場實地測量，後來打電話道謝說：員林的東南與西北的高低落差竟達4公尺之多，縣政府已配合規劃施工排水系統等語(現在員林主燈公園龍頭所指方向即水的自然流向)，並詢問我如何知道這地勢高低差異。我則探詢水排到哪裡去，他說還需進一步了解。
這兩個月有較多機會到彰化沿海鄉鎮，眼見農田旁的主要排水溝多年未清，淤積嚴重。同時，當地非地表水灌溉系統所及，農民只能自行抽取地下水，又為免大水時期溝水氾濫，心血被毀，有些還自掏腰包購土填地。我心想：賭城拉斯維加斯建在沙漠地區，都能利用地下水文從千里外取水，加州平原區幾乎終年無雨，卻能花木扶疏，用水終年無缺，小小台灣，雨量豐沛，濁水溪的灌溉水竟達不到幾十公里外，而短短幾公里的排水河道竟然整治無方，我們的水利單位除了享受百餘年前八堡圳餘蔭外，曾為農民生計所繫的水利做過甚麼？
更何況，台灣城市多被農田包圍，城市排水必然經過農田地區，農田地區排水不良，多少與城鎮水患有關。考慮治理城市淹水，卻忽略農田區排水，問題不能真正解決。這時又不免開始質疑台灣各地農田水利會的角色、執行力、有效監督及其與各城鎮或工廠區排水整合問題！
地球暖化日益嚴重，海平面上升已是必然趨勢，台灣淹水情況將更常出現。近日得知大甲地下道母子受困而母親溺斃事故，心有不忍，乃敢於提出淺薄的經驗供參考：模擬海平面上升的地理資訊系統有助於發現淹水原因，而且整治水患必須全面並將各地農田水利會功能角色列入考慮。
三句話提升國民基本判斷力
民主制度人民是國家主人，以民治國，人民普遍思考判斷力的高低，對民主品質與社會的安定繁榮影響甚大。怎樣可以提高人民思考判斷力？提高國民基礎判斷力的方法，其實很簡單，從我們日常生活語言中，重點強調理性的成分即可，尤其是：「要甚麼？」、「為什麼？」、「證據呢？」三個問句。
「要甚麼？」(訴求)：訴求、主張、主旨、訴之聲明或「說甚麼？」等，大致屬於「要甚麼」的範疇。有些人口才很好，可以讓聽眾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也可以讓人熱血沸騰喊打喊衝，但是，當聽眾想一想：他講這些是在「主張甚麼？」或「要甚麼？」講者的動機或目的自然曝光。理性的力量抬頭，情緒性、煽惑性言行的影響力悄然消退。
「為什麼？」(理由)：同義詞包括：理由、說明、原因等。剛出生的小孩都會哭哭鬧鬧要求喝奶，「要甚麼」幾乎是人類的本能，但是，理性的人還會進一步問；「為什麼？」因為，某一方要甚麼，表示另一方要給甚麼。資源有限，機會難得，給了某個人甚麼，就會影響到另一個人或其他人。參與民主政治的人不能只會吵吵鬧鬧要東要西，還要會問：為什麼。要不然，人家為什麼要給你？問他人為什麼，被問的人自然會想一想為什麼；問自己為什麼，則眼睛不再只有自己，還有了他人與公共利益。
「證據呢？」(證據)：在論述裡，證據的範圍可以是物證、書證、人證等，也可以是學有專精的專家、具體的統計數字等，力求客觀。客觀的證據能被多數人接受，影響力比較廣，說服力比較強。當聽眾們在聽名嘴政客口沫橫飛時，心理默想著：「證據呢？」很多無憑無據、空穴來風的胡說八道，頓失市場。在自己講話前想一想：證據呢？言語比較不會引起無謂的爭端，也較有說服力。
「要甚麼、為什麼、證據呢」三個問句，看似簡單，其實是進入理性思維的敲門磚，是進一步做關聯性、可能性、合理性等判斷的基礎。它們可以幫助洞察並去除言論垃圾、在政治菁英互爭之中扮演好簡單仲裁者的角色，也可以使人民在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時更具有理性與質感。
「請、謝謝、對不起」的基礎教育，使台灣從粗俗的暴發戶邁向富而好禮。「要甚麼、為什麼、證據呢」三句話所建立的國民理性基礎，則不僅將使台灣民主政治從草莽走向理性，甚至可以協助數千年來重視上下服從的傳統文化，適應崇尚平等溝通的民主制度。
民主社會可以永遠富強安定
鴻海董事長郭台銘「民主不能當飯吃」一席話引發社會討論。
民主的副作用確實給台灣社會帶來許多不安與憂慮；台灣民主化之後，某些政客與名嘴濫用自由，互比敢講、敢嗆、敢衝，風行草偃，普羅大眾有樣學樣，亂講、亂嗆、亂衝，理智消沉，知識退位，官不聊生，人心浮盪，大有亂世之兆。問題如不解決，台灣前途堪慮，甚至專政再起。郭董這段直白，確實應該受到重視。
然而，民主未必引起社會混亂；長遠來看，民主社會可以比專制更富強安定。美、英、德、日、法等國家就是例子。
民主是以數人頭替代打人頭，避免群雄為爭奪政權而武力相向、血流成河，人民成為國家主人，解決歷史治亂循環問題。這是民主的基本長遠利益，也是經濟穩定的基石。
在民主社會，個人的選擇與自由受到尊重，各自追求嚮往的成就與生活，而非競逐少數幾個目標，比起專政統治更能釋放各人潛力與創造力，社會可以更多元、穩定，經濟更具活力，國家更富強。
但是，民主並不保證成功。眾所周知，民主自由必須伴隨法治；缺乏法治的民主，社會將亂成一團。
法治只是民主成功的最低要求；它可以避免民主過度向下沉淪，卻無力引領民主向上昇華建設永遠富強安定的社會。
民主社會走向永遠的富強安定還需要其他基本元素，公民理性的覺醒是其中必然要走的路，這點我們已經慢了西方數百年。西方國家因人民理性覺醒，人民思考判斷力提升，不再相信地球是方的，現代科學開始發展，衝破中世紀歷時千年的宗教統治，工業革命發生，列強逐一崛起，民主的苗也在其中成長茁壯。科學、經濟、軍事、人文、政治等均走向另一境界，席捲全球。
台灣民眾已經意識到公民理性的重要性，但社會仍然紊亂不堪，問題的癥結可能在於公民理性的內涵與深廣度；廣泛奠基於傳統文化與國情，足以穿透詭辯、雄辯、口水迷霧的思考判斷力。。
民主是不能當飯吃，優質民主卻可以使我們有機會選擇吃飯或吃麵，可以吃得更自在、自信、多元、豐盛並更有氣氛。
人民與政府的距離有多遠
人民與政府的距離有多遠?可用腳來測量。
在台北市打一通1999，水溝阻塞馬上清理，道路不平有人整理，公務員一般還能廉潔自持。
到偏僻鄉鎮體驗，情況就不一樣了；農田旁的公有排水系統數年未清淤，大雨來襲，良田變澤國，農民辛勞化為烏有；溝旁農路坑坑洞洞，凹凸不平，遠看是平地，車子駛過去還要擔心傾斜翻覆(農民說法：有預算，但被汙了)；如果有人要申請3相用電，還需特別打點餐飲招待費或代書費(根據兩位水電工的陳述)……林林總總。
也許有人覺得農民無知好欺，但是農民的眼睛不是瞎的，嘴巴也沒閒著，一旦有機會，農民與其子女的反彈力量也最大。
平常芝麻蒜皮事，累積成對政府的不信任，一旦大建設要施工，政府的溝通就困難重重。人民與政府的距離有多遠，收起官威，到鄉下體驗就知道；原來台灣從中央到地方是有末梢循環不良問題！
號召「全民自首」者，害人害己
學運開始司法約談，有人號召「全民自首」，響應者寥寥可數。可見台灣人民的智慧沒那麼低；如果真的犯罪，去自首，獲得輕判，確實有利；如果無罪，卻去自首，敘說自己犯罪，卻可能犯了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(刑法214條)，甚至是頂替罪(刑法164條)等，而號召全民自首者，也犯了煽惑他人犯罪之罪(刑法153條)等。
法律這東東，看似簡單，入門容易。一旦進去，卻可發現裡面博大精深。再認真玩個幾千個案件後，您將感嘆：這真的是一個靈活的有機體，變化萬千，是千古以來多少智慧的結晶。然後您將接受：還是實在一點好，黑的就是黑的，白的就是白的，做錯了就承認，改進就好。更何況，太陽花學運的前因後果，大家看在眼裡，勇於承擔自己行為的責任者，才有資格承擔下一步的重擔。那些喊衝的時候大聲公，追究責任的時候夾著尾巴的，真的是小孬孬了。
至於自己沒有錯，而被冤枉者，就應好好地奮戰一番。他人沒有錯，卻慫恿人家去自首，害人害己。如果是律師提出的建議，或是有義務阻止而不阻止，這樣的律師真的是結晶出來的渣渣，真該從公會除名。
以服務消弭不服從
台灣多年來的群眾運動，多可隱約看到公民不服從的影子。公民不服從本來只是個理論，但是理論被一再地提出來用，一定有其環境因素。若要說這個環境是政府造出來的，並不為過。解鈴還需繫鈴人，政府要消弭這股浪潮，還是必須從政府存在的目的著手：為人民的利益服務。
孫中山先生「服務的人生觀」理念，曾經透過標語張貼在台灣各地的公共場所。在那個階段，台灣雖然比現在落後，卻是奮發向上，充滿希望。到現在，台灣各方面的建設，無論在軟硬體方面，均堪稱上軌道，但是人民卻一再地採行體制外抗爭手段來對抗政府，為什麼？
政府體制上軌道以後，官僚系統越來越像當官的，而不像做事的；好官我自為之，凡事仰承上意、表面功夫，人民利益擺一旁，人民聲音耳邊東風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人民只好喊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，自己的利益自己爭，衝啊！
分工專業化之後，脫離以人為本的本質；專業本身沒有錯，常識也未必正確。但是專業到自以為是、聽不進人民聲音的時候，就可能錯了。多年來，我們看到恐龍橫行，把法令的解釋推到讓人民覺得匪夷所思的地步；法令或施政脫離人民認知，卻又沒給人民參與的機會，法治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人民的屠龍刀當然要拿出來用用了。
政黨與人民脫節；政治本是管理眾人之事，在台灣我們看到更多的是政黨關心自己的利益遠超過民眾的利益。政客以各式各樣、似是而非的言語與行動，操控媒體與民意，牟取私利。人民聽在耳裡，痛在心裡，受苦在生活裡，當然要嗆聲，奪回人民自己的官署了！
政府要消弭人民的不服從，只有回到政府存在的本質：為人民服務，以民意為依歸，以言之有據的充分溝通替代操控的言語，以平實的態度超脫專業與官僚的傲慢，捨此之外，困難重重。
群眾運動領導人的議題代表性與侷限
330凱達格蘭大道集會，太陽花學運領袖喊出50萬人的數字；50萬人是怎麼算出來的？有沒有比較客觀的計算說明？即使真的是50萬人，它所代表的是甚麼?
50萬人所代表的是參加集會者對學運所提出訴求的支持。群眾們因對30秒通過審查、黑箱作業等不滿，在捍衛民主、退回服貿的訴求下聚集。聚集人數的多寡說明民眾對集會訴求支持的程度，群眾運動是有一定程度的議題代表性。
然而，群眾運動的領導人在議題代表性之外，並無人的代表性。群眾們參與集會之時，只是單純地表達對某訴求的支持，並未如同選舉代議士般地檢驗候選人的學經歷、黨派等與人有關的特質；群眾們對集會領導人並無深刻的認識與了解，更沒想到要概括授權給集會領導人甚麼樣的權利。所以，群眾運動領導人固然有一定的議題代表性，卻沒有獲得如同代議士般的概括授權，他們在集會所要表達的特定訴求之外，並沒有代表權。他們的其他主張，不在原來訴求範圍之內，群眾們並未就此表示意見，應該只是個人或少數人的意見而已。
所以，群眾運動的領導人，如果想要獲得如同代議士般的概括授權，仍然必須經過選舉程序，讓自己成為候選人，接受民眾的檢驗，以取得超越特定議題的代表性。
「路過」的定義
前天晚上，群眾自稱「路過」中正一分局；短短不到一百公尺，從下午六點左右開始，到凌晨十二點前後才慢慢結束。群眾在分局前越聚越多，定點不動，這中間有電視轉播，媒體聚集，分局長還出來向「路過」的群眾道歉。如果這是路過，「洪」的發音可以是「黑」，「方」的畫法可以是「圓」，台灣的民主法治根本是垃圾。
語言文字是社會上大家慣用俗成的；大家對於路過的內涵，都有普遍的共識，因為這樣的共識，人們才能溝通。打破語言文字內涵的共識，溝通就不可能。沒有溝通，民主即不存在。語言文字可以被曲解到聚集抗議數小時為路過，民主法治只不過是少數人操控的虛偽包裝。
法律上為了公平正義與保障人權，遣詞用字有嚴謹的定義；甚麼是聚眾、恐嚇、脅迫，早就定義在那裏，稍微上網查一下就知道。更何況解釋權根本不在「路過」的人。為了達到聚眾抗議的目的，故意曲解語言文字到違反社會一般認知的程度，在司法程序上是毫無悔意，必遭嚴懲，在社會上則信用破產，如何立足?
對語言文字的操控常常是獨裁者或政客的慣用手法。讓我們看看：是誰在台灣這個自由的社會裡濫用獨裁與操控的伎倆！
民主賦予法治正當性
民主與法治的關係；一個老掉牙的問題，卻一直在台灣社會以各種不同型式不斷地被探索。在台灣，很少人會去否定法治的重要性；龍應台部長說：「法治支撐民主」，只是點出民主法治關係中強調法治重要性的一面。這一面，太陽花學運的學生們並不否認，他們早就準備承擔應有的責任。
然而，台灣社會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，卻一直在強調民主與法治關係的另一面：民主賦予法治正當性；沒有經過人民同意的法律、行政命令或施政，人民有抵抗的權利與義務。「當獨裁成為事實，革命就是義務」、不服從論、抵抗權、代議士失職、公民審議或國是會議……等都是從這個想法出發。台灣社會對於徵收案、重劃案、都更、石化產業建設的環保爭議、反核、公投、對司法不滿的社會運動……等都是這個簡單理念的表現。
「沒有經過人民同意的法令或施政，人民有抵抗的權利」的概念，簡單到成為「自然法」；一種以亙古不變的人性為根基的「法」。自然法不是經立法程序、以國家強制力為基礎的實證法，通常不是現在主張法治的人所接受的法，卻是實證法正當性的來源；違反自然法的實證法常常被質疑為欠缺正當性。
得到人民同意的民主程序，不僅僅是程序，而是法治正當性的來源。如何在民主程序中實質保障人民同意權，是台灣民主必須進一步努力的方向，而這個努力與文化有關。龍部長，您是不是應該睜開另一支眼睛，準備好接受這個挑戰?
